Evav Lin專欄 / 《計程人生》:矛盾的異端

2016/06/02|
by Evan Lin
文/ Evan Lin

鏡像般的電影,電影般的現實——作為一項有效的大眾傳播語言,視媒影像究竟要乘載什麼樣的內容?能夠乘載什麼性質的內容?此刻,默默開著計程車的潘納希滑進車流和人群,滑進伊朗社會的死角,為問題引來一盞照明的燈火。

伊朗導演潘納希的存在,等同一個可怕的危害,而對當政者來說,最好的方法就是將每一種危害,都除去發聲的可能。因此,伊朗政府以「危害國家安全」、「實施反對伊斯蘭共和國的宣傳」等罪名,禁閉潘納希從事任何與電影相關的作業資格。但是,如此惡劣的手段仍無法關住潘納希真實的靈魂。他明白,縱然失去了電影的拍攝權,但並不表示自己也失去了發聲的能力。他私下以行車紀錄器和手機、相機,構成了一部一小時的影片,在當地內外交迫的環境之中,《計程人生》於是被誕生下來。

女孩上車,拿起相機,她告訴潘納希,學校的老師要大家拍一部短片,一部有條件的短片,除了女性必須戴上面紗、男女不得有接觸外,更嚴禁各種悲慘生活及暴力舉止。禁止涉及政治性話題,禁止污穢的現實出現——終於,潘納希的姪女透露了《計程人生》的核心,從開始爭辯死刑分界的男女、貪圖利益的盜版商人、等待丈夫垂危立下遺囑的女子、舊社會婦女的空洞迷信,再到姪女為了回應規定、為了表象和諧,而冀求拾荒男孩演出美善的劇本,接連表態者不僅是社會的百孔千瘡,更映現出政府和人民相互聯繫的串謀空間,所有群眾都活進一部再三剪裁的影視幻象,不斷剝奪彼此。而揭露現實的鏡頭,是其中最惡劣的背叛,當潘納希成為一個叛逆的異端,《計程人生》也就成了一種異端的質問,一種無可駁回的質問。在一切電影語言的虛實之間,背後的真相從來粗糙不堪,一如潘納希鏡頭底下矛盾的伊朗世界,一如我們永遠難辨自己與他人,難辨社會,甚至整個國家。

誰,才是那真正異端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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