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謬如果有顏色的話，我想是綠色的。

兩千零六年的漢光演習，有一顆拖式飛彈掉到距離總統陳水扁面前，一百多米處的海面上爆炸。當天媒體的新聞標題是：「拖式導彈射偏，險些要了阿扁的命。」

然而這顆，長達一點多公尺的飛彈，是我裝填的。

而我就坐在那一台發射飛彈的履帶式裝甲車裡面，在甲板上摀著耳朵。

這是第一個演習階段，我與同袍是座落在宜蘭海灘上的反裝甲部隊，甲車的壕溝與掩體，是我們花了兩個月構工，用一支支鐵鏟、加上一袋袋沙袋，甚至外加學弟被太陽曝曬而造成的二級灼傷，給清理構築出來的。目的是對付海面上遠距離進犯的水陸戰車，再模擬應對殘餘的敵軍搶灘。

由於是實彈演習，只能有志願役士官操作，在士官長發射飛彈後，我們的副排長，必須操作五零機槍，在海灘上掃射假想敵。一顆顆發燙的機槍彈殼，灑落在我的鋼盔和綠色迷彩服上。

隨著媒體報導，國軍瞬間變成國際笑柄。但沒有人知道，這是一顆1999年向美國購買回來的拖式飛彈，據說是三十多歲的「老飛彈」。演習，是將老飛彈除役的最好藉口。

但是，為何我國要花錢購買「高齡」飛彈，然後再從演習中「退役」。

為了這一場演習，我們花了兩個多月，駐軍在小學、睡在學校圖書館、每天搬運重達數十公斤的各式武器，並於六月多的溽暑，在鹹水味的宜蘭海邊挖砂、堆沙包、搬發電機、埋軍用電話線，晚上三人擠在一間淋浴間洗澡、每天站凌晨兩點到四點的夜哨，保護置放在郊外的甲車，拎著步槍、躲在甲車裡面邊打瞌睡、邊看滿天的星星，結果只換取一則笑話。

還有換來累積兩個多月帶回營區的垃圾，以及垃圾裡面被便當廚餘養大的，小拇指大小的蛆。

同校的朋友曾說過，他服役時，寢室鬧鼠患，老鼠會跑來吃置物櫃裡面的乾糧，分隊長被上級下達一個指令，必須每個禮拜抓到三隻老鼠，往上呈報。但是老鼠不好抓，只會愈抓愈少，分隊長索性就把第一個禮拜抓到的三隻老鼠，養起來，每當往上呈報時，他就拿那三隻老鼠交差，三隻老鼠，被養得胖胖的，相當可愛。

這故事讓我突然回想到，我藏在置物櫃上方、鋼盔底下的那本《海邊的卡夫卡》。二十歲那時，在漢光演習之前，我在苗栗受訓，被部隊要求受兩噸半手排輪車的駕駛訓練，但我感到相當挫折，入伍前剛拿到駕照，根本沒有開過自排車，還會一隻腳踩煞車，一隻腳點油門，卻居然通過考試。

拿到駕照後開始擔任駕駛，因為看錯指揮手勢、開著兩噸半、大約垃圾車大小的輪車，差點把排長撞飛。進入基地訓練、開著悍馬車探戰車砲靶時，一個迴轉，就把悍馬車的保險桿撞成九十度的「七」字型。我的學長只好邊罵髒話，邊幫我收拾殘局，一邊用電動圓鋸鋸開折彎的保險桿，再折回原本的角度，然後再焊接起來。

這些軍中的痛苦經驗，導致於我企圖從現實中的荒謬，逃避到虛構中的荒謬。

當時我期許自己，能夠擁有小說裡面的男主角，十五歲的田村卡夫卡，一個人離家出走所具備的堅強。

但是當小說裡，肯德基上校突然跑出來說話時，我還是傻眼了，是的，就是白色頭髮、黑色眼鏡的肯德基(桑德斯)上校。

而且賣的不是炸雞，拉的卻是皮條。

是一個沒事會跑過來跟你說：「我可以為你提供最棒的性愛機器喔。」的肯德基上校。

二十歲的我，並無法理解為何村上先生要選擇這些符號和隱喻，作為包裝故事的形式。

直到多年後我讀了《發條鳥年代記》。

《發條鳥年代記》裡，描述諾門罕戰役中，有一位中國裔的、滿州國軍士官校的學生，企圖逃出日本人的掌控。中國學生拿著一支球棒，打死了兩名日本教官。於是上級交付了一個任務給日本籍中尉，給了他一支球棒，要求用相同的方式，打死那一個殺人的中國學生。

中尉將伍長叫來，教導他如何用最俐落的揮棒手法，球棒往後舉、下半身扭轉回來，讓身體迴轉。只為了讓那一個中國學生，以不受痛苦、最迅速致命的方式死去。

這一棒，把我打醒。

這一棒，幫助我看懂村上春樹先生的小說，以及關於體制性暴力所製造出的荒謬。

這一棒，甚至幫我找到村上先生，與李安先生作品的共通點。

他們要共同對抗「荒謬的惡意」。

《臥虎藏龍》裡的李慕白，礙於禮教，所以只能在中了碧血狐狸的毒針、將死之際，才敢向俞秀蓮傾訴愛意。

李慕白殺人，居然比愛人容易。

《色戒》裡，暗戀王佳芝的鄺裕民，為了民族大義，可以讓自己心愛的女孩，與唯一有性經驗的同學梁潤生發生關係，只為了練習色誘他們亟欲暗殺的目標，汪精衛的情報頭子，易先生。鄺裕民有勇氣殺死知道實情，前來勒索的老曹，卻沒有勇氣保護王佳芝。

鄺裕民和易先生原來一個樣，殺人，居然比愛人容易。

《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裡，為了拯救陷入埋伏的長官，比利林恩衝進槍林彈雨的前線，將長官拖進壕溝掩護，並與前來殺敵的伊拉克敵軍進身肉搏。此勇敢的舉動全程被攝影機拍下，讓比利林恩變成貨真價實的美國英雄。

回到美國的比利，所遭遇的，卻是其他試圖將英雄價值，化作產值的商人，他們將比利林恩變成一種捍衛美國價值的觀念、變成一場球賽的中場商演、一筆電影授權的交易。比利最後寧可離開他心愛的女孩與姊姊，選擇回去戰場，為保護他所愛的同袍弟兄們，準備殺死敵人、也給敵人殺死他的機會。

比起李慕白、鄺裕民、易先生，比利林恩陷入更荒謬且悲傷的情境，他並不是選擇殺人，比愛人容易。

而是比利林恩，選擇用殺人，來證明他愛人。

比利林恩完全應驗了村上先生，在《海邊的卡夫卡》裡頭所書寫的一句話：「……我說的你懂嗎？人不是因為缺點，而是因為美德而被拖進更大的悲劇裡去的。」

我突然理解，村上先生，為甚麼要使用拉皮條的肯德基上校，當作故事裡面的角色了。

村上先生企圖用虛構的荒謬，來對抗人們已經習以為常，卻不企圖反抗的，現實的荒謬。就好比忍者龜，為什麼人們會期待四隻壯碩的綠色烏龜，打敗腦袋外露的外星人，拯救人類呢?並且用巨額的資金，將牠們製作成動畫、拍攝成電影，找四個大男人，來扮演烏龜呢？

如果烏龜都可以學會忍術、拯救世界，那肯德基上校，為甚麼不能拉皮條呢？

如果你不能接受拉皮條的肯德基上校、不能接受拯救世界的忍者龜，那為什麼你能夠接受，在現實之中，人類被殺死，卻被當作習以為常的荒謬呢？比起殺死人類的惡意荒謬，忍者龜的荒謬，甚至是善意的。

因為牠起碼為孩子帶來歡笑。

比起質疑忍者龜的荒謬，你勇敢對抗現實的，充滿惡意的荒謬嗎？

卡繆曾說，遇到荒謬而不抵抗，才是真正的荒謬。

村上先生和李安先生，勇敢地用虛構的故事與現實對抗。

最後請允許我引用，2015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在她的紀實文學《我還是想你，媽媽》的引言。

她這麼說：「杜斯妥也夫斯基曾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如果為了和平、我們的幸福、永恆的和諧，為了它們基礎的牢固，需要無辜的孩子留下哪怕僅僅一滴淚水，我們是否能為此找到一個充分的理由？

他自己回答到：這一滴淚水不能宣告任何進步、任何一場革命，甚至於一次戰爭的無罪。它們永遠都抵不上一滴淚水。」

戰爭會為孩子帶來淚水，但是忍者龜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