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杏》The Touch 1971

導演：Ingmar Bergman

「紅杏」本指春意，後衍生出「紅杏出牆」帶有貶義的成語。

故事講述一位來自德國的考古學家(Elliott Gould飾演)在醫院遇見因為喪母而哭泣的家庭主婦(Bibi Andersson飾演)，而家庭主婦的醫生丈夫(Max von Sydow飾演)也是考古學家的主治醫師，因此，在一場三人聚會中，私下，趁著醫生丈夫忙碌之餘，他對她直說一見鍾情之情愫，兩人因而互相開始一段從友誼發展而成的外遇。

非常通俗的劇情，但柏格曼卻給予本片異常溫柔、內斂的敘事手法，可說非常收斂，不僅語言、對白上，連賦予的張力、拉扯也柔軟、簡略了，更接近腳色的心理狀態。

家庭主婦因為這場外遇而有了兩份生活(double lives)，她得扮演兩個腳色，一個應付原本的中產階級家庭，一個應付孤獨外來人的情與慾。

我們可以從英語與瑞典語的發音差別感受一些東西。

柏格曼電影很常使用同樣的名字，Karin、David、Eva、Peter等。《紅杏》女主角名字叫”Karin”，在瑞典語發音近似「卡琳」，在美語發音，會變成「凱倫」，所以，巧妙地輔助了電影，女主角的兩份生活，兩個家庭來回跑動，在兩個男人之間周旋。

Bibi Andersson得飾演兩個身分，不停轉換身分，因此間接地塑造了兩個女主角。

一個講英語，一個講瑞典話；一個是不倫的人妻，一個是忠貞的主婦；一個追求情慾，一個收斂保守；一個自我揭露，一個沉默寡言；一個誠實赤裸，一個遮掩避飾。

她所面對的男人也是不同的個性，考古學家的直接、憂鬱與暴力，醫生的遠距、沉默與善意。

連帶地所形成的結果，也會出現身分認同的問題，預備出生的孩子，是誰的？該住在哪？該稱呼誰為爸？而生她的媽媽又是以怎樣的心態面對這個孩子？

雖然《紅杏》對於女主角外遇的動機沒有多著墨，試想：一個優渥的家庭，有遺產，有車，有兩位乖巧的孩子，有工作穩定且高地位的丈夫，衣食飽足，就因為一個很愛他的男人突然出現？但這外國男人還會打她、甩她、拋棄她？好像說不太過去。但片頭，我們看見女主角母親的死亡，婚戒、訂婚戒取回(雙重符號)，這件事象徵了一種「傳統女性的死亡」，而Bibi在角落暗自哭泣，可能為母親之死而哭，但又可能開啟了另一種假設，固然是筆者私下猜想：一種解放女性的假設，加上電影攝製在六零年代後，就連本片的配樂也搖擺起來(Disco風)，看到前面女主角打掃整理家庭的鏡頭，非常非常不同於以往，但難以形容，姑且用「後現代」來形容吧，吸塵器、洗衣機都出現了。

所以，可能暗示中產階級的瓦解，進入一個更為開放的社會，情感也不在侷限於一夫一妻、完美家庭的形象，但過去柏格曼拍過太多外遇的戲了，心理上，會影響了這種反差感受，本片卻很纖細的呈現，纖細到無感。

電影中，提到女主角不是個受限於「常態」(form)的女人，也預示了女主角並非傳統女性，而她受制於傳統的價值觀中，因而走入婚姻、家庭主婦的身分中，她假扮成一個好妻子、好母親，所以，有了一個外來男人，讓她可以選擇。

此外，本片讓筆者覺得不太一樣的是男性腳色的設定，也許在《安娜的激情》中，Max von Sydow太暴力了，在本片完完全全相反，是個靜觀其變的夫君，讓女人去選擇，他讓過去柏格曼電影所有的強烈磨合的張力改變，觀眾可以適度輕鬆看待腳色們，但這樣也合理，他也不再是傳統的男性腳色。

 本片讓我想起奇士勞斯基的《雙面薇若妮卡》(La double vie de Véronique, 1991)，同樣講述兩個的生命、身份(Weronika / Véronique)，同樣在不同語言中(波蘭與法國)，純粹的描寫兩個腳色的心理，雖然都沒有波瀾浩蕩的愛情角力，卻皆是難忘的觀影經驗，柏格曼的《紅杏》又讓我上了一堂關於女性的課。

圖片來源：金馬影展官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