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Wei

第二次世界大戰，除了帶來比一戰更慘烈的傷亡，也帶給理性主義重大打擊，二戰時期，法西斯浪潮席捲歐洲，當浪潮褪去後，留下不堪的破敗。歷史學家克蕭（IanKershaw）這樣形容：「史家面對奧許維茲，竟只能啞然無語，渾不知從何說起。」

二戰時期的種種極端行為，如同銳利的手術刀，劃破理性光滑的肌膚，讓我們得以見到隱藏在皮膚表面下，隱藏已久的痼疾。對權威的狂熱崇拜、大規模屠殺、戰場的死傷，讓大眾開始反思，是什麼樣的人才可以做出如此瘋狂的行為。

漢納鄂蘭（Hannah Arendt）在耶路撒冷大審後，將十惡不赦的納粹頭子艾希曼形容為一個可悲、卑躬屈膝的小人物（這個觀點，讓漢納鄂蘭的猶太同胞十分不能理解，認為這項描述是在幫艾希曼脫罪。）另一位社會心理學家，米倫格爾（Stanley Milgram），設計電擊實驗，實驗的目的在於了解服從和權威；金巴多（PhilipG.Zimbardo）的史丹佛監獄實驗從不同面向，延續對權威的探討。金巴多本人將電擊實驗和監獄實驗形容為「情境主義兩側的書擋」：電擊實驗探討權威對個人；監獄實驗觀察機構對領域內的對象執行權威。

史丹佛監獄實驗在過去數次被改編成電影，今年7月即將上映的《史丹佛監獄實驗》（The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同樣描寫史丹佛監獄實驗。實驗一開始，扮演囚犯的受試者經歷去人性化的過程（不叫「囚犯」名字、「囚犯」需戴上絲襪做的帽子），扮演獄卒的學生不斷施行權威，慢慢地實驗走向不可預知的方向。

《吸特樂回來了》不同於《史丹佛監獄實驗》，使用幽默手法，呈現60年前的法西斯主義，如何在現代社會中復活，但他的幽默不是只停在「懂得笑就不會恨了」的層級。電影敘述現代社會在網路、社群軟體推波助瀾下，任何人的一舉一動，從搭捷運不讓位到騎車不看路，都可能成為新聞的主角，24小時不斷放送。“吸特樂”也使用同樣的工具，將自己的思想、言論向社會放送。

當然，這也代表我們掌握更多資訊，也多了許多選擇，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會做出與二戰時期多數德國人民不一樣的選擇嗎？還是不論過多久，歷史有多少慘痛案例，同樣的事仍會發生呢？

《史丹佛監獄實驗》重現環境對人的影響；《吸特樂回來了》給了我們虛實交錯的情境，得以反思現況。漢納鄂蘭在耶路撒冷大審後，提出任何事有了先例，且記載於歷史中，這件事就會長期潛在人類思維中，這是人的天性。只要特定罪行出現過一次，重複出現的機率就大於首次出現的機率。

北大教授季羨林在歷經文革後，寫下《牛棚雜憶》一書，將過去的痛苦經驗作為大眾的借鏡，他說：「這是一本用血換來、和淚寫成的書。它不為仇恨和報復而寫，而是懷著愛與祝福，期待那場浩劫可以成為我們民族的一面鏡子，照見人性的惡和善，醜與美，讓人們時時警醒，不再重蹈瘋狂。」此段話作為《史丹佛監獄實驗》與《吸特樂回來了》對後代啟示的總結，是再適合不過的。

參考資料：

• 艾瑞克霍布斯邦，《極端的年代（上）》（台北市：麥田，2012年）。


• 季羨林，《牛棚雜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


• 漢納鄂蘭，《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台北市：玉山社，2014年）。


• 菲利普金巴多，《路西法效應：在善惡的邊緣了解人性》（台北市：商周，2015年）。


• 史丹利米爾格蘭，《服從權威：有多少罪惡，假服從之名而行？》（台北市：城邦，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