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片編劇Graham Moore在拿下奧斯卡後說：「16歲時，我曾想要自殺。因為我覺得自己很古怪、很與眾不同，沒有地方屬於我。但我現在站在這裡。所以我想告訴那些覺得自己很古怪、很不一樣，認為沒有容身之處的孩子：有的，我保證有地方容得下你。保持古怪，保持與眾不同。當有一天，輪到你站在這個台上時，請把這個訊息告訴給下一個人。」

這種對差異的包容的精神，正是本片最令人動容之處，從同志的弱勢處境擴大包容了其他弱勢，分別從主角圖靈的同志身分與代表女性弱勢的瓊克拉克，展現社會弱勢對另一弱勢的相知相惜，特別是圖靈與克拉克爭論婚約時，為了保護、為了諒解所做出的各自選擇，雖然遺憾卻遮掩不了兩靈魂共鳴的事實，甚至是其他同事對於同志身分雲淡風輕的閒聊，將這些都放置在二戰擁戴保守價值的時空下，顯得格外動人。

寬闊包容建立在圖靈一角的年少回憶，青澀初發的曖昧情愫，替圖靈一角建立了完善的背景，同時也與破譯工作產生了互文效果，這些來不及說出口的話語成為了他一生永遠破解不了的密碼，也讓破密通用機不在是台單純的機器，當機器被以初戀命名為Christopher時，我私心以為圖靈想要Christopher破解得不是納粹德軍「恩尼格瑪」加密機，而是期望機器(人)破解出當年來不及說出口的密語。藉由個人的私密記憶招喚出他的同志身分認同，圖靈所代表的是被扭曲價值所迫害的所有同志，層次分明的由個人記憶輻射出同志身分在二戰時期的普遍苦難與躲在暗處的生活。

若是將本片歸納於同志題材電影，《模仿遊戲》應該是近五年格局最大、層次最豐富的同志電影，不僅僅是從同志的弱勢身份出發，而是自內心與回憶招喚解譯出對所有差異的包容，若是就一部傳記題材電影來說，本片所提出的多重辯證豐富的令人驚訝，即使對於同志與女性身份的處境沒有極度深入的建構，卻依然勾畫出同志與女性在該年代的弱勢樣態。濃厚的時代感帶來的是過去那個當下保守價值的荒謬與現代追憶而徒有懊悔的讚嘆，給予圖靈遲來的正義不是時代，而是現代許多人努力堆砌的「人」的價值，同樣的，降罪於圖靈等弱勢的壓迫，更不能歸就於時代，是那萬千沉默與喧囂的保守人士。

Christopher對圖靈說的那句話：「 Sometimes it is the people no one imagines anything of who do the things that no one can imagine。」在片中出現了三次，這句台詞的安排略顯匠氣，卻點出了另一層次的思考，由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性引導出了圖靈的特殊性，不論是他的性向或是天份，都是建立他往日成就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如瓊克拉克所說的：「我這輩子花了太多時間擔心別人怎麼看我，但沒有人能夠阻止我。」瓊克拉克與圖靈的成就更像是對於迂腐價值最成功的反擊。

很遺憾的是這些反擊與成就並無法解救社會對同志身分的迫害，電影的最後一幕，圖靈撐著半駝身軀，淺淺的對著放置Christopher破密機的房間一笑，在關上燈後步入黑暗的空間之中，這是對社會最沉默的控訴，也是他對Christopher浪漫的最後告別，這一幕的沉默的一句話也沒說，卻是一幕說完了圖靈的一身，他的苦難與秘密就如步入黑暗的身影般靜默，對我來說結尾的身影是無垠的悲傷與釋懷，在Christopher面前這個身影有如當年的渺小無助，但在所有的不諒解與苦難面前，卻又如巨人般堅毅挺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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