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ny專欄 / 《鬥陣俱樂部》:我痛故我在

2016/01/10|
by Anny
文/ Anny

迎接新的一年,總會有幾部電影讓人想重溫一次,有的激勵人心,有的認清現實,對我而言,《鬥陣俱樂部》兩者皆是。一面告訴我們世界的殘忍,卻又在不經意的時刻閃耀出人性光輝。

第一次接觸《鬥陣俱樂部》會被其第一人稱敘事耍得團團轉,主角始終以「我」的角度敘述故事,讓觀眾自然地全盤接收,但「我」其實是劇中最缺乏的存在。

在一個過度消費、商品化的時代,人的所有關係都由金錢建立,艾德華‧諾頓飾演的無名敘事者隻身一人活在世上,他每天接觸的人是同事、店員,回到家面對的是空蕩蕩的屋子和塞滿其中的家具。敘事者根本不需要那些東西,他沒有需要,卻無法抑制購物的慾望,因為唯有這樣他才能確定自己活著。對某些事物的偏執,證明我們和別人不一樣,我們身穿一樣的衣服,腳踩一樣的鞋子,手拿一樣的咖啡,因此「不一樣」變得更為重要,如果無法確定自己和別人的差異,如何確信「我」存在?

敘事者流連於互助會,其中的絕望讓他感受到真正的自由。希望逼著你前進,當你原地踏步或者退步,希望會讓你失望,但絕望不會。放棄是最容易的事,而絕望可以合理化一切。互助會的成員構築出絕望,幫助敘事者躲進虛無的世界,然而瑪拉的出現卻時時刻刻提醒著敘事者,這些是假的,有人跟你一樣享受這一切。「一樣」在這個甚麼都一樣的世界裡,成為罪該萬死的詞彙,因此敘事者離開互助會,創造出泰勒。

泰勒與敘事者是完全相反的存在,敘事者有多小心謹慎泰勒就有多狂放不羈。泰勒逼迫敘事者做出改變,他必須換一個方式,證明「兩人」活著,而他們選擇最原始的方式:痛。

這是一個號稱進步的社會,每個人都打扮得光鮮亮麗,努力工作賺錢,買下商品型錄上所有買得起卻不需要的東西,大家過著一樣的生活,如同影印機般每天輸出相同模樣的人,如何在這樣的社會裡與眾不同?回到最「原始」的狀態,是泰勒(或是敘事者)找出的解答。我們毫無顧忌地對彼此揮拳,我們享受激烈的性愛,生活充滿活生生的痛處,和那些沒有知覺的文明人不一樣,證明我們活著。

《鬥陣俱樂部》探討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裡,大量生產大量消費成為常態,存在其中的人除了金錢似乎別無所求也一無所有,自我在這個世界裡消失,因為一切都可以被取代。當鮑柏的屍體被當作證據而非一條人命,說明了就算跳脫金錢關係,依靠本能生活也無法讓自己真正存在。甚麼時候我們真正活著?敘事者打電話給瑪拉,確定自己正是泰勒,他認清事實,那一刻,我想他才重新面對自我,確實的活著。瑪拉將他拉回現實,而他靠自己的雙手,把「我」帶回來。

沒有任何外在的東西可以永遠證明我們活著,唯有自己能夠確信自己的存在。商品會腐爛,鮮血會淡去,保存在心裡的東西才是永不褪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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